“透视演唱会经济”系列报道

7月18日中午,张学友广州演唱会放票,又是一眼秒空。一时间,微信朋友圈满是失落。“消费提振”的主题下,演唱会,正以最直白的方式连接着个体情感需求与城市消费潜力。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推出“透视演唱会经济”系列报道,将从市场规模、文旅热潮、平台规范、黄牛治理等六个方面展开解读。随着管理创新、服务提质、活力释放,消费市场,必将越来越暖。

第五篇,关注屡禁难绝的“黄牛”票。

7月19日,“周杰伦演唱会2张连座票黄牛叫价15万”登顶热搜,网友直呼“离谱”。就在前一天,张学友广州演唱会门票一扫而空,不少人怀疑票务平台已经被“黄牛”代抢攻陷。

“‘黄牛’招985学生抢林俊杰演唱会门票”“五迷(五月天歌迷)抵制‘黄牛’”……南都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二十多条与演唱会“黄牛”相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而在过去三年,这一数据为零。

微博热搜数据印证,沉寂三年后,与线下演唱会一起回归的还有“黄牛”。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上游维护票源关系,下游招收代理,问题频频,打击难度却不小。文旅部发布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或将搭建全国票务信息管理平台;上海试点实行强实名制检票进场……监管接连出击,黄牛们还能走多远?

“黄牛”如何取得票源?

每一场大型演唱会开票后社交平台上都充斥着“一秒没”的哀嚎。林俊杰广州站演唱会7月10日开票后,南都记者看到,“黄牛”小橙(化名)发出朋友圈 “下半年就靠林俊杰了”。“黄牛”小鱼(化名)则告诉南都记者,“现在全世界都没票”,她接受预订,先交订金表示诚意,看台500元、内场1000元、前5排2000元,她从上线那里收到票了再报实际价格,“估计比较贵”。

一“黄牛”朋友圈截图

“黄牛”的票来自哪里?在两高(深圳)律师事务所程颖诗律师看来,一场演唱会门票的流向非常复杂,不只在主办方手里,赞助商、票务平台、经纪公司等,甚至体育场馆的运营公司、搭建舞台的执行公司等合作方都有机会拿到赠票或普通票。手里有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黄牛”的票源。

小吴(化名)是一位跟踪“黄牛”问题的律师,他认识的“黄牛”微信朋友圈炫富内容不少。“他们有公司的,世界杯期间公司给他们包机去俄罗斯倒票卖”,小吴告诉南都记者,这里所谓的公司是对外有商务合作的皮包公司,与主办方对接,旗下有40多个“资深黄牛”,常常在国外。他们不仅有演唱会、体育赛事的门票,还有高级品牌宴会、红毯入场券等。小吴分析,注册公司有更高的信誉度,还可以走账、开票,有一些避税措施,这对他们在主办方处拿票更有利。

“资深黄牛”通常对接活动经营方、经纪公司高层,而小“黄牛”们也有自己获票途径。“我认识的一个‘黄牛’,请主办方吃饭、消费都是小意思,还帮人家装修新房,跑腿买建材,想方设法搞好关系。”在网易谈心社栏目里,一位“黄牛”自述,自己从做演出相关工作的表哥那里拿票,表哥也会帮着介绍其他手里有票的朋友,最好的时候年赚百万。

2015年、2016年,演出市场不时出现囤票捂票、与“黄牛”勾连炒票等问题。原文化部于2017年发布通知,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重点营业性演出不得低于80%。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认为,由于线下执法等管理手段相对单一,线上票务系统不互通,监管难度很大。

前述程颖诗律师告诉南都记者,她参与的票务代理合作模式中,主办方与票务平台签约,一般只约定收益比例,比如提成或手续费,不会明确约定主办方交由票务平台所售卖的门票比例,但会明确约定“主办方承诺该活动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总的来说,“主办方有关于票务售卖等相关演唱会执行事宜的自主决定权”。

按照程颖诗律师的说法,主办方出于维护各方关系的商业目的需要,允许手里留有一部分比例内部票,且分配情况不会公开。基于此,“黄牛”们添油加醋,把这个“灰色”理由变成自己拉客的“底气”。

“黄牛”何以狂欢不止?

“宁可鸟巢门口站,也不能让‘黄牛’赚”。5月7日,这一由五月天粉丝自发形成的“口号”及自制宣传图片广泛传播。这个夏天,票务灰产话题进一步点燃。

然而,其实不少粉丝为了方便自己追星,成为代理“黄牛”。小慢(化名)对南都记者称,她一次性交了2200元代理费,上家做“黄牛”至少5年,招收的代理群里有200人。“做‘黄牛’代理很难经营得好,主要是为了方便拿票追星,那个代理群里很多人都是自己追星的”。

小慢上家提供的“7月22日澳门乐华周年演唱会”价格表显示,票面价值2580元的内场区,代理价3500元,对外售价3700元,也就是说代理“黄牛”可赚200元差价。第一排座位票面也是2580元,但对外售价飙升至16000元,代理价15500元。

小慢提供的代理票价图片

“黄牛”们趋之若鹜,一边是利润引诱,一边则是违法成本较低。

“我一哥们进去还没出来呢。”一“黄牛”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朋友因为用代抢软件囤票被抓,对此,其言语轻松平常。

对警方来说,抓捕线下兜售门票的“黄牛”是常见的打击方式。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5月26日至6月3日五月天鸟巢演唱会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黄牛’”外围打击分指挥部,组织便衣警力分片包干,共抓获“黄牛”57人。

对于“黄牛”倒票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有处罚措施,且处罚上限为15日拘留和1000元罚款。这与倒卖演出票的暴利相比,违法成本称得上“不痛不痒”。遍布各地的线上“黄牛”网络中,警方循着举报线索逐个抓捕,数量只是冰山一角,“黄牛”团伙的“经久不衰”不难理解。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陈伟律师向南都记者表示,他认为规范演唱会门票的销售行为,除了源头在于规范主办方、票务公司等商家经营行为,消费者维权意识也待提高,考虑立法规定经营者的具体行为、强化处罚措施等,也是重点之一。

检票强实名制可行吗?

“黄牛”网络上下线庞杂,各个环节监管不易,目前最有效的打击方法可能是强实名制,进场时采用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一人一电子票。据上海新闻广播,票务平台纷玩岛相关负责人沙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市今年所有演唱会都试点实行强实名制进场。

“黄牛”的朋友圈已有所反应:上海演唱会的门票他们只接代抢,用顾客本人身份证信息代抢票,未抢到的退回代抢费。“黄牛”告诉南都记者,除此之外,只能等“天价邀请函”,也就是未对市场公开出售的那部分内部票,常常划定了专门的观演区域。南都记者从一“黄牛”处得到的张信哲演唱会邀请函显示,观演人需扫码绑定实名登记,再用电子票入场。

“黄牛”提供的邀请函

似乎已经被逼到墙角,但“黄牛”们总是能找到“新玩法”,比如只需刷身份证不需要“刷脸”的,向顾客提供买票身份证;允许转赠一次的,拿到票后再转赠。

强实名制使演出票二次流转困难,不可转赠、不可退票的规则或会误伤消费者。为此,刘若英、梁静茹等演唱会针对“不熟悉购票、观演规则的观众”,临时增设了退票时段。

但这样一来,主办方似乎难以接受。“演唱会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京奇非凡影视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演出主办方,其CEO田京泉向南都记者解释,“以极端情况举例,演出时间定在30天后,开票10天后票只卖出两成,预估亏损,可能取消这场演出。但允许退票的话,开票10天卖出六成,却在最后10天退票剩下两成,这时候艺人所有排练都已进行,这个演出演还是不演?”他不赞同设立普遍的退票机制。

2021年,文旅部颁布实施的行业标准《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要求每张演出票上都有全国统一编码,这将为市场在售演出项目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基础,便于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演出票销售流转情况。

“我们一直呼吁搭建票务信息管理平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认为,从票务的角度来看,演出的业态比电影复杂,制定标准的难度也更高,“电影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分发体系,而每一场演出的情况都不同。管理‘黄牛’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在‘规范’实施的基础上出台更具体的行政措施。”

在田京泉看来,“黄牛”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粗放的票价设置。市面上的演出基本只有6-8个价位,他认为内场第一排和内场最后一排的价值显然不等,有时候看台较高的位置都比内场最后一排看得清。所以“黄牛”对每个座位的票价有了操作空间。他希望监管方式不要一刀切,而是遵循市场规律。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策划/统筹:邹莹 凌慧珊 张纯

采写:南都记者 李雨佳张雨亭

制图:沈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