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东慧

编辑/漆菲

当地时间8月3日18时左右，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地铁书岘站附近人流涌动。书岘站正上方是著名的AK百货商场，这里是当地人流量最大的商场之一。

突然间，一辆小轿车从附近的人行横道冲向商场，有五人立刻被撞倒。一名穿着黑色连帽衫、佩戴墨镜的20多岁男子从车上下来，走入商场，拿出尖刀冲向人群进行无差别行凶，酿成1死13伤。学生、老人、工作人员纷纷倒在血光之中。

此刻距离首尔新林洞的持刀行凶案不过13天。7月21日下午，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首尔地铁新林洞站4号出口附近的商业街小巷等地持刀行凶，造成1死3伤。

而在8月4日，韩国继续传出持刀行凶案。当天上午，中部大田市的一所高中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持刀闯入校园，刺伤一名高中教师，嫌疑人已被捕。同一天，首尔江南高速巴士客运站出现一名20多岁的持刀男子，韩国警方接警6分钟后，将其紧急抓捕，并没收了其随身携带的两件凶器。据警方透露，事件造成一名保安受伤，该男子的动机正在调查中。

人们惊魂未定之时，近200篇将人群密集处指定为犯罪场所的“杀人预告”帖子在网络迅速传播。有人扬言，“8月4日晚7点，将在江南站杀死100人”，还有人称将在校园、游泳池等地杀人。

一时间，韩国社会人心惶惶，对此，韩国警察厅厅长尹熙根宣布启动严打穷凶极恶犯罪分子的“特别治安行动”。这也是韩国警方首次宣布启动类似行动。

据韩国警方通报，截至8月8日上午9时，共有67名“杀人预告”发帖者落网。据韩联社报道，落网的发帖者中超过一半（34人）为未满20岁的青少年，其中还有多名不足受刑事处罚的14岁以下青少年。

每当发生这种犯罪时，韩国社会都会讨论强有力的对策，但都未能阻止类似犯罪。一系列“杀人预告”的背后，亦体现出韩国社会阶级固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更多专家指出，连续多起行凶案的背后，是政府面对社会问题的不作为。

韩国民众的不安感达到极致

上述“杀人预告”帖文中，绝大部分被警方证实为没有实施计划的噱头，却依然引发韩国民众的强烈不安。“感觉哪里都不安全，也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很多人如此说道。

“一到人多的地方，我会突然觉得后背发凉，特别想确认周围人手里拿的是什么。”家住首尔地铁蚕室站附近的金珠贤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最近下了班，我都是直接回家，周末也不敢和朋友约饭。”

之前“杀人预告”帖子泛滥的时候，金珠贤所在的公司允许员工居家办公，但如今已经要求大家回去上班。“生活看似恢复了平静，但那种不安感并没有消失。这些帖子依然层出不穷。”金珠贤说。

26岁的大学生尹在熙（化名）更是经历了一场闹剧。8月6日晚，尹在熙乘坐9号线地铁回家，中途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声，车厢里马上乱了起来。“大家开始大喊大叫，疯狂逃窜。”尹在熙回忆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到有人在喊‘动刀了’‘有奇怪的味道’。”

结果，这不过是一场乌龙。当晚，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成员SUGA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之后他通过直播公开了自己的文身。这让正在乘坐地铁的粉丝兴奋不已，纷纷尖叫起来，其他乘客误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或者毒气泄漏。当晚的“逃命”过程中，造成7人受伤。

“有人直接扔掉包开始逃窜，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釜山行》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如此形容当时的情况，“最近一系列无差别犯罪行为，让大家内心的不安感达到极致。”

伴随这股恐慌情绪，防身用品的需求量大幅飙升。来自韩国搜索引擎网站NAVER的数据显示，以8月7日为例，热门检索词第2位到第4位分别是“防身用品”“防身喷雾”“三节棍”。另据韩国电商平台Interpark透露，从7月22日至8月3日，防身用品的销量同比增加约123%。有网友留言：“对刚刚买到的三节棍感到很满意，但希望不要用上。”

为了让民众尽快回归正常生活，韩国投入大批警力，强化治安巡查。每天有全副武装的特警在人群密集的地铁站、商场、学校、机场等地进行巡逻。最近几天，仁川机场配备了警察特工队、反恐特工队、机动队等70人。在仁川机场3楼出境大厅咨询台工作的金某说：“大家都绷紧神经，只要发现有人询问与机场无关的奇怪问题，或是偷偷把包放在垃圾桶旁边，就会立即联系警察。”

“隐藏在各处的定时炸弹被引爆”

短短半个月内，韩国发生了8起持刀行凶案件，3起属于无差别恶意行凶。从警方公布的信息中，可以勾勒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他们看上去普普通通，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顺遂，学业或就业不顺利，与家人关系很疏远，没什么朋友，常常孤身一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压迫和绝望。

首尔新林洞持刀行凶案的嫌疑人名叫赵善（音）。7月21日，他搭乘出租车来到新林洞地铁站。随后，他手持尖刀，悄悄接近一位正在通话的年轻男性，朝着他的背部乱砍。等受害者倒下后，赵善继续在其颈部留下多个致命伤口。接着，他又刺伤了另外三位男性。被捕时，他高喊着“我不想活下去了”。

面对警察的质询，赵善如此解释自己犯罪的动机：“我生活得很不幸，我想让别人也感到不幸。”

赵善打小就与父母断绝了来往，与姨妈一起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早早步入社会，曾因保险金诈骗、暴力伤人等原因有过三次前科。“我个子不高，在身体条件好、经济条件好的同龄男性面前总是感到自卑。”赵善向警方陈述道，“我很努力生活却仍然过得很辛苦，所以想杀了他们。”

与赵善相比，书岘站持刀行凶案嫌疑人崔元宗（音）的家庭情况要好一些。他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因社交恐惧症从高中退学后，他选择独居。然而，接下来的生活并不顺利，经历种种挫折后，他于2020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

生活不顺的人并不罕见，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让这些人走上报复社会的不归路？

有专家称，他们可能伴随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韩国汉阳大学精神健康医学系教授李建锡表示：“某些精神疾病患者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出于保护自己的心理，可能会实施犯罪行为。”

但据韩国警方调查，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具有辨别和控制能力，问题核心可能在于犯罪动机——对社会感到不满。究其深层原因，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都脱不了干系。

一些专家分析道，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部分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减弱，无法适应复杂社会结构的人们选择了暴力犯罪行为作为发泄愤怒的方法。

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郑在勋（音）解释说：“有些人感觉自己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却被排除在可以享受的资源和权利之外，他们可能会将压抑的欲望和不满表现为社会犯罪。”

韩国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过大、发展机会的不均衡等，都可能使社会成员产生不满。社会底层凝聚起越来越多的攻击性能量，最终导致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发生。

“因为社会结构的原因，被孤立的人、经济困难的人、没有获得感的人，特别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容易把这种愤怒发泄为犯罪行为。”律师张允美（音）在接受韩国KBS电视台采访时说。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改变了韩国的社会生态，让社会竞争更加激烈，留给普通人的打拼空间更加有限。前几年的爆款电视剧《鱿鱼游戏》，正是将赢者通吃和败者淘汰的逻辑戏剧化，反映了韩国“吃人”的社会现实。如此氛围中，年轻人很难看到未来的发展，从而陷入一种“破罐破摔”的状态，道德感下降，价值观崩塌。

根据韩国保健和社会事务研究所公布的一项数据，韩国19岁至39岁的人群中，约有35万人处于“孤独”或“孤立”状态。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的年轻人渐渐失去了同社会的联结，但又深陷泥沼中，使得内心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怨恨，从而引发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严重者会导致自杀、报复社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最近一系列持刀伤人案以及层出不穷的“杀人预告”，恰恰反映了韩国的社会病理。2021年，英国伦敦皇家学院政策研究所对全球28个国家的2.3万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在贫富、理念、政党、宗教、世代、性别、学历等领域，韩国以压倒性优势被选为“全球矛盾最尖锐的国家”。随着内部矛盾不断滋生，侵蚀了社会纽带，导致了社会撕裂，最终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崩溃。

诚如韩国东国大学警察行政系教授郭大庆（音）所言：“隐藏在韩国社会各处的定时炸弹，现在终于被引爆了。”

尹锡悦上台加速了社会危机？

为了平息民众的不安，韩国警方决定对怀疑携带凶器的人、异常行为者进行选择性盘问搜查，必要时使用枪支等武力。韩国警察厅厅长尹熙根强调：“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枪支、泰瑟枪等正当的警察武力，以国民安全为优先标准。”

针对近来网络上接连出现的“杀人预告”，韩国刑事法务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承载贤表示：“为了防止更多‘杀人预告’出现、减少模仿犯罪，需要提高刑量。”韩国警方正以涉嫌威胁及特殊威胁罪等对发帖人展开调查。根据韩国现行法律，威胁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合27514元人民币）以下罚款；特殊威胁罪可以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约合55028元人民币）以下罚款。如果发帖人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将对相关人员适用杀人预备或伤害预备罪等。

不过，警察装备再先进，惩罚力度再重，也无法阻止突如其来的尖刀。韩国国民大学教授崔恒燮直言：“如果不尽快制定对策，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受到攻击，社会信任度和幸福感会下降，最终将加剧社会失范，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不少专家指出，连续多起暴力犯罪行为的背后，是韩国政府面对社会问题的不作为。“面对反复发生的社会暴力事件，尹锡悦政府仅仅是加大惩处力度。这样的对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韩国大邱女性团体联合代表南音珠（音）提出质疑道，“一系列持刀行凶案的深层原因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社会政策不断倒退，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危机。”

今年5月10日，尹锡悦上台一周年之际，韩国市民团体“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盟”邀请了345名国内大学教授对他的执政进行综合评价。在经济两极分化和不平等问题上，尹锡悦得到了最糟糕的评价。学者们指出，“尹锡悦政府的治国理念与强化国家责任的时代潮流相悖。当财政被束缚，社会、经济政策倒退，福利制度难以完善，最终将饱受贫困、债务折磨的韩国民众推向悬崖。”

“正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今后的四年，韩国社会恐将会出现更多新的社会问题。”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镇旭批评称，“面对韩国社会的阶层差异、气候危机、人口老龄化等重大社会问题，尹锡悦政府没能提出任何蓝图与政策规划。”

韩国总统室8月8日宣称，为应对“韩国国民精神健康恶化，社会整体压力指数上升”等问题，尹锡悦下达指示制定全民精神健康综合对策，表明了全面、立体照顾国民精神健康的强烈意志。

专家建议，政府应与民间展开合作，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摸排和帮扶工作。在加大生活补贴的同时，在法律、教育、就业、居所和医疗等方面对他们提供援助。

韩国仁川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全勇浩指出，新冠疫情暴发后，韩国社会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援助减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可能。韩国《世界日报》认为，韩国需要建立管理精神病患者、社会孤立者的系统。“针对部分高危人群，政府应该介入其精神健康管理，为其提供住院治疗和健康矫正相结合的基础设施。”

不过，这些措施似乎只是“创可贴”，治标不治本，加剧社会失范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解决。韩国庆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尹尚渊直言：“在长期的经济萧条、青年失业、社会信任度下降等国家危机状况下，韩国暂时难以摆脱恐慌。”